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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部引智项目“英帝国遗产与中东治理的困局”——土耳其研究系列课程第三讲顺利开课
2020年12月02日 20:58  点击:[]

2020121日下午430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土耳其研究中心和环黑海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家科技部引智项目“英帝国遗产与中东治理的困局”——土耳其研究系列课程第三讲顺利开课。本次课程的主讲人为荷兰莱顿大学的小许理和(Erik Jan Zurcher)教授,主讲题目为“土耳其的‘民族斗争’及其在后一战时期世界意识形态发展中的作用(The Turkish “National Struggle” and its Place in the ideological Currents of the Post-World War I Era)”。本次线上直播课由中心专职研究员尼克斯·克里斯托菲斯(Nikos Christofis)副教授主持,历史文化学院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国内相关研究方向学者共同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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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小许理和教授介绍了土耳其民族斗争的历史背景。他指出,在考察土耳其民族斗争背景时,要注意到威尔逊民族自决思想、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整个一战后世界局势发展的变化。随后,他指出了土耳其官方历史叙事存在的问题。小许理和教授指出,凯末尔以及共和人民党的统治精英将战后的民族抵抗运动解读为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序幕,其原因在于为自己日后的执政构建合法性,反过来也将这一叙事塑造成土耳其建国神话中不可动摇的事实的一部分。

接着,小许理和教授谈到代表会议也是土耳其/奥斯曼民族抵抗运动初期的主要形式。在191812月到191910月期间,各地共组织了28次各类代表会议。代表会议主要由土耳其青年党人、地方精英的代表和宗教人士组成。随后土耳其民族抵抗运动从地方性运动阶段进入到了全国阶段,标志就是整合了大部分地方代表会议的安纳托利亚与鲁梅利亚民族权利保卫运动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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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有四个要素对理解土耳其/奥斯曼的民族抵抗运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个要素是奥斯曼帝国遗产对于民族抵抗运动的影响。被青年土耳其党人所动员的抵抗运动,其目的仍然是试图保存奥斯曼帝国,而不是建立一个共和国。这使得战后土耳其的国家抵抗运动与捷克、波兰、东南欧和阿拉伯的民族解放运动相区别,更类似于战后匈牙利的抵抗运动。第二个要素是其特殊的奥斯曼-穆斯林民族主义性质。相当多的代表会议是以穆斯林作为自己的标签和特点的,这也与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以来奥斯曼帝国的核心意识形态——即一种奥斯曼-穆斯林的国家认同相吻合。而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以及随后在一战期间奥斯曼基督教属民的“背叛”,导致了一种反基督教的情绪,这种情绪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奥斯曼民族抵抗运动的奥斯曼-穆斯林民族主义性质。

第三个要素是威尔逊的民族自决理论。作为道德的和平、各个民族权利受保护以及民族自决等理念在抵抗运动中广受欢迎。因此抵抗运动在发展过程中也普遍援引威尔逊的民族自决理论作为其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第四个要素是抵抗运动中的反帝国主义思想。这一点常常被西方研究者所忽略。抵抗运动中的反帝国主义思想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紧密相连,并且在抵抗运动中也存在许多左翼的派系。但是总体而言,无论是安卡拉还是莫斯科,在处理双边关系的时候却是务实的。莫斯科并不对土耳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抱有幻想;安卡拉对于抵抗运动中的其他左翼派系也毫不留情予以打压。对于成为殖民地的恐惧是奥斯曼-穆斯林民族主义中反帝国主义情绪的主要来源,这是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所紧密相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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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一战后的安纳托利亚抵抗运动是由在1913年到1918年期间控制着帝国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所领导的,而青年土耳其党人初期的目标仍然是保存帝国,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发展了奥斯曼-穆斯林的民族认同。抵抗运动一方面以人民为名义,另一方面仍然对奥斯曼王朝宣誓效忠,共和主义直到1922年都并不是他们所考虑的范畴。从国际视角上看,土耳其的抵抗运动在一战后全球整体的变革中是独特且重要的。这一运动中的民族自觉思想和布尔什维克式的反帝国主义相融合,并与早在19世纪就已经风行巴尔干的欧洲文化民族主义相搭配,形成了奥斯曼-土耳其特色的民族认同。在这一点上,抵抗运动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其共通性。但是民族抵抗运动同时也存在着保存奥斯曼穆斯林旧帝国的目的,这是其对巴黎和会将要出台的国际秩序的一种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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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最后,中心专职研究员尼克斯·克里斯托菲斯副教授进行总结发言,高度评价了小许理和教授所作报告的学术价值和重要意义。中心主任李秉忠教授对小许理和教授的精彩报告表示诚挚的感谢。相关专业师生就当前土耳其外交相关问题与小许理和教授进行了热烈的互动,本次课程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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