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9日，2015级世界史班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工作在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教学四楼举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韩志斌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何志龙教授、副院长李秉忠教授以及宋永成副教授、郭响宏副教授、詹晋洁副教授担任中东组的答辩委员会成员，共同评议指导中东组答辩学生的学位论文。                

早上8点，答辩工作正式开始。答辩学生按次序向答辩委员会成员展示了自己的学位论文，并接受各位老师的提问。涂斌同学的学位论文《委任统治下的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问题研究》聚焦英国委任统治下的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进程，深刻分析1921年至1932年伊拉克哈希姆王朝民族国家构建的利弊得失，探讨委任统治对当今伊拉克民族国家的影响。

 

 梁钦同学的学位论文《16 世纪欧洲人眼中的土耳其形象研究》以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勒班陀海战为典型人物与事件去探讨16世纪欧洲人对土耳其的形象，从而对欧洲身份构建进行研究与思考。

 

吉喆同学的学位论文《土耳其与美国外交关系中的毒品问题研究》则以土美关系中的毒品问题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双方的为这一问题而展开的外交博弈。

 

李赛同学的《伊朗礼萨汗时期政教关系演进探析（1921-1941）》。通过分阶段研究的方法探究乌莱玛和礼萨汗之间从合作友好关系向互相对立关系的转变，分析伊朗的现代化进程对乌莱玛权利的影响以及伊朗走向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深层次原因。

 

郭亚茜同学的《沙特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研究（1935-1975）》分析了1935-1975 年间沙特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走向。通过梳理沙特的外交政策演变过程，总结不同时期沙特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特点，并重点讨论影响沙特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演变的国内和国外因素。

 

其后，王熙同学以《1722-1729 年阿富汗人在伊朗的统治研究》，杨亚妮同学以《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关系的演变》以及李娜同学以《一战期间英国对波斯政策的演变研究》向答辩委员会做了精彩的展示和说明。

答辩过程中，答辩委员会的老师针对各位答辩人论文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指正，并且认真负责的给出了修改意见。答辩委员会组长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韩志斌教授对各位答辩人的精彩表现和学位论文质量给予了积极评价，并对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学术修养给予了高度赞扬。经答辩委员会无记名投票表决，中东史方向的8名学生全数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的答辩，涂斌、梁钦以及郭亚茜同学的学位论文被答辩委员会并评定为优秀等级。

最后，韩志斌教授对通过答辩的各位同学表示了衷心地祝贺，并鼓励各位同学矢志不渝奋力前行，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学术、生活以及工作，为国家做出积极的贡献。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何志龙教授对各位同学的积极表现给予了肯定，并再次向各位通过答辩的同学表示了衷心地祝贺，各位同学则以热烈的掌声向辛勤工作一天的老师们表达了最诚挚的感谢。答辩结束后，答辩委员会的各位老师与同学们合影留念。

 

下附涂斌、梁钦、吉喆三位同学的论文题目及摘要

题目：委任统治下的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问题研究

作者：涂斌

摘要：

现代民族国家是当今国际社会最主要的政治实体，亦是一国统合区域内民众建构政权的最好实践形式。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在工业经济的基础之上，强调统一的身份认同，明晰的政治边界以及民众对国家的忠诚。在当今世界，对于民族国家的研究都十分重视，从这一问题衍生而来的民族国家构建也成为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问题。民族国家构建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命题，它牵涉到不同的构建维度与衡量标准，由于每个国家所面临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不同，这也就使得民族国家构建维度和和方法不尽相同。

美索不达米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也遭受过不同文明的冲击，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环境和族裔状况。1534年，苏莱曼大帝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并由此开始了奥斯曼帝国对其三个多世纪的统治。1918年，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欧洲列强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人为催生了一批中东民族国家，并强行划分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给这一地区的产生了复杂深远的影响。本文聚焦英国委任统治下的美索不达米亚，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利用民族国家构建的相关理论以及最新解密的原始档案，深刻分析委任统治给伊拉克民族国家的构建产生的多重影响，力求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本文共分五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论述了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社会状况和权力架构。这部分内容主要介绍了奥斯曼帝国对美索不达米亚统治方式和社会管控的前后变化；分析了帝国统治下美索不达米亚独特的族裔、宗教和社会结构以及民族主义给这片土地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第二章论述了委任统治的背景以及一战期间美索不达米亚的社会状况。从18世纪开始，英国进入了美索不达米亚，由最初的商业渗透逐渐发展为政治控制，美索不达米亚由此在英帝国的全球战略中处于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为此英国方面不惜付出巨大的牺牲入侵美索不达米亚，并最终在这里建了军事统治。

第三章论述了英国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这其中包括委任统治的内涵，英国在伊拉克推行委任统治的现实考量以及委任统治政策的变化发展。这部分内容以1920年至1932年的伊拉克为研究对象，深刻分析委任统治的落实、政策变化和英国当局的现实利益考量。

第四章论述了委任统治下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所面临的特殊性问题。这其中包括伊拉克民族国家的边界划分和疆域统合，族裔整合与政权构建以及伊拉克的国家安全和军队建设问题。本章以这三个问题为突破口，深刻分析委任统治下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和实际困难，以及委任统治对伊拉克的社会整合与民族国家构建所带来的各方面影响。

第五章论述了委任统治下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的启示和思考。本章内容结合委任统治的大背景，深刻分析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的特殊性和矛盾性，着重讨论英国的委任统治给伊拉克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对委任统治下的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进行了总结。

    最后，结论部分认为委任统治对伊拉克的民族国家构建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也产生了相当的负面作用。但从长远来说，委任统治下的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是失败的，其原因在于委任统治和民族国家构建的内在矛盾使得哈希姆王朝的社会整合工程具有极大的保守性，而且英国的委任统治未能建立一套切合伊拉克的实际情况，符合国家长远发展利益的社会机制和权力架构。哈希姆王朝只有在英国的参与下才能有效维系国家政权的运转，而一旦脱离这个前提就会导致国家政权的紊乱并最终覆灭。

题目：16世纪欧洲人眼中的土耳其形象研究

作者：梁钦

摘要：

欧洲特性和欧洲边界的确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他者的交往和碰撞，在此过程中欧洲边界和身份逐渐明晰。奥斯曼土耳其作为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他者，很大意义上使得欧洲人从土耳其形象中揽镜自鉴，从而强化了欧洲身份与认同的构建。16世纪，随着苏莱曼大帝的继任，奥斯曼帝国的势力可谓是达到顶峰。与此同时，欧洲的技术革新及印刷术的出现，使得知识获得广泛传播；人文主义运动不断发展；地图绘制技术以及新天文学正在成熟；宗教改革如火如荼。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土耳其与欧洲不断碰撞，西方成为其最主要的交往对象，奥斯曼帝国的强大对欧洲产生了巨大冲击，加之宗教的不同，造成了欧洲人极大的恐慌，随之而来便是欧洲对土耳其人形象的变化。

从欧洲及基督教文明的视角来看，土耳其就是“世界的恐怖之源”、“残忍的异教徒”的典型代表。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无疑加剧固化了土耳其这一负面形象在欧洲的建构。在15至17世纪土耳其帝国疯狂扩张的巅峰时期，土耳其与欧洲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欧洲对土耳其的排斥与对抗，这种排斥受宗教、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试图以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勒班陀海战为典型人物与事件去探讨16世纪欧洲人对土耳其的形象，从而对欧洲身份构建进行研究与思考。同时，力求对土耳其当前申请加入欧盟产生的困境提供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视角，为中国与欧洲国家的交往提供历史经验，进一步就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交流进行历史性反思。本文包含以下四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考察16世纪之前的欧洲，探究欧洲人对土耳其形象的转变，分析人文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伊拉斯谟对当时欧洲及土耳其的看法，了解基督徒如何成为欧洲人。14世纪以来，土耳其对欧洲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尤其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打击了之前引以为豪的西方。教皇及基督徒们，沿袭了“十字军东征”的宣传，他们打着讨伐“异教徒”的口号，煽动所有欧洲人维护自己的领地和宗教，号召对土耳其人发起战争。而伊拉斯谟作为人文主义代表与和平的使者，对当时的欧洲进行了批评与抨击，他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理性分析对土耳其战争的合法性与必要性，认为欧洲君主们打着所谓正义的口号，实际上抱着复仇与追求权力、野心的想法，事实上，可以避免战争用一种基督式的温和对待土耳其人。

第二部分：聚焦于马丁·路德作为一个宗教改革领袖对当时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看法，分析其于1528年写的《对土耳其的战争》一文，探讨路德对土耳其态度变化的原因及影响因素，从宗教的角度查看欧洲对土耳其人的态度。16世纪使得土耳其权力巅峰与欧洲的宗教改革产生碰撞，新教国家把土耳其的进攻解读为上帝对天主教的惩罚。作为宗教改革旗手的路德，对于土耳其人威胁的反应，既相似于普通的欧洲人，更有其鲜明的宗教改革鼓吹者的特点。为了推动新教的改革，路德把土耳其看成“上帝之鞭”和“反基督者”，并把土耳其人描述成贪婪、残酷的形象。

第三部分：重点分析1571年欧洲基督同盟与奥斯曼帝国在希腊勒班陀展开的一场海战，通过对其战争背景、经过的简述，透析这场海战对欧洲人的重要性并探究欧洲看待土耳其形象的变化。勒班陀海战从结果来看，是神圣同盟的胜利，也使得奥斯曼帝国失去在地中海的海上霸权。而这一海战的意义不仅如此，它结束了基督徒对土耳其人的恐惧之感，对基督教文明重新拾起信心，使欧洲人备受鼓舞。尽管奥斯曼土耳其并没有停止其扩张脚步，但是欧洲人对土耳其的态度不再是之前的恐惧之感。

第四部分：通过强调16世纪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与意义，透析16世纪三大典型性事件与土耳其的关系。从形象理论角度来探讨16世纪的欧洲对土耳其形象的变化，并对形象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形象理论对于不同文化的交往具有重要意义，它往往是界定自我与他者的重要因素。同时，形象深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容易固化与陈式化，从而影响到当下与未来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和交融。

题目：土耳其与美国外交关系中的毒品问题研究（1965——1975）

作者：吉喆

摘要：

自冷战开始后，土耳其就被美国拉入西方阵营，与美国建立了战略盟友关系，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冷战政策的重要支点。但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毒品问题的凸显及双方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争执为两国关系蒙上了阴影。

美国和土耳其的毒品争端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社会危机，毒品泛滥是这一危机的重要诱因和表现之一。美国政府无力阻断毒品流入并在国内禁绝吸毒的行为，转而试图寻求断绝毒品的来源以解决毒品泛滥的问题，从而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把国内关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引向国外，于是长期合法种植罂粟、据称为美国毒品主要来源地的土耳其成为美国的目标。对土耳其而言，毒品争端可谓飞来横祸，美国政府努力说服土耳其减少甚至完全取缔其罂粟生产，但由于国内政治、经济等原因，土耳其未能满足美国的要求,遂而两国开始了长达10年关于毒品问题的拉锯战。直至1974年上台的埃杰维特政府向联合国毒品局提交 “罂粟草”方案，双方关于毒品问题的纠葛才得以缓解。围绕罂粟种植引发的毒品问题成为20世纪60年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土耳其与美国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虽然毒品问题是两国安全防务同盟之外的问题，但同时也触动了美国和土耳其人民的感情，从深层次上影响到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美国企图从施压毒品生产国，遏制毒品生产的源头来解决国内毒品问题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证明了外交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也表明了国际禁毒合作的困难性。

本文包含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回顾土耳其与美国毒品问题产生的背景。本部分首先阐述鸦片的历史及其对土耳其的意义，说明罂粟是土耳其传统的农作物，在土耳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就此从历史长时段来证明罂粟种植对土耳其的特殊意义，从侧面证明了围绕罂粟种植的博弈，对土耳其方面而言，必然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其次论述美国毒品问题的渊源，针对毒品问题进行的国际管制努力，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的社会问题，毒品泛滥在其中的作用及表现，美国政府对此无计可施，及美国追踪到毒品大多数来源于土耳其的线索，从而说明土耳其与美国之间的毒品问题的产生和特点。

第二部分：详细阐述1965——1971年在以土耳其德米雷尔为首的正义党执政时期的毒品问题。分别从土耳其和美国各自面临的国内外局势逐一进行分析，讨论就关于对取缔罂粟种植美国采取的措施和土耳其对此的反应。以及最终迫于美国的压力，土耳其表示要逐年减少罂粟的种植。这一时期，德米雷尔政府奉行一系列右翼政策，终导致1971年军方发动军事政变，德米雷尔政府被迫解散，围绕毒品的外交博弈与1971年军事政变有一定关系。

第三部分：主要聚焦在土耳其两任政府，即埃里姆政府时期和埃杰维特政府时期对罂粟种植的态度和双方的外交博弈。首先聚焦于埃里姆政府时期对于美国意见的顺从。1971年3月12日军事政变后，军队授权给无党派人士埃里姆组阁，美国政府派大使与埃里姆进行会谈，最终颁布了在1972年罂粟收获后禁止种植的法令，由此分析颁布禁令后土耳其官员、公众对此的态度，最终引发了各方矛盾，土耳其议会弹劾埃里姆总理。其次论述埃杰维特政府时期，土耳其与美国政府持续的讨价还价。1974年，埃杰维特当选总理后，同年秋天宣布将准许7个省种植罂粟。分析恢复罂粟种植禁令后，土耳其国内各阶层的态度，以及由此招致美国对此强烈反应，但是美国国会对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所要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没有明确计划。直至1974年9月16日，土耳其政府向联合国毒品局提交了“罂粟草”方案，土耳其和美国的关系才得以维持。

第四部分：从土耳其和美国自1965——1975年，这十年以来围绕罂粟种植而展开的“讨价还价”过程得出启示。美国从源头上禁止毒品国生产毒品的方法并没有取得它所期望的成功，反而对当代纷繁复杂的毒品走私网起了助推作用，从毒品谈到外交，体现了土耳其与美国在外交关系中的不对称性，美国对毒品问题的政策永远基于它在冷战中的利益，服务于其大的外交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