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中心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旭黎副教授在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5期上发表学术论文《1924-1925年间苏联的农村危机与政策调整》。以下为该文的内容摘要：

大陆学界广泛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农民的负担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相比有所减轻，社会矛盾总体呈缓和态势。然而，笔者在研读1924-1925年苏联国家安全机关档案和农民书信等一手史料的过程中，却发现与惯常认识相左的大量材料，证明当时苏联农村部分地区出现了危机—恐怖行动、“土匪”运动、起义暴动等农民反抗运动此起彼伏，工农联盟亦出现较大裂隙。这些材料说明学界对新经济政策具体实施过程的研究仍待深化。本研究发现，1924-1925年农村出现危机的历史背景，与苏联处于社会主义“孤岛”的国际环境、边远地区民众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感薄弱，以及为了生存和发展而选择优先发展工业的国家战略紧密相关。导致农村出现危机的直接原因，则是农业税征收过程的诸多弊端引起农民和主要由农民出身的士兵普遍不满，而严重饥荒又强化了不满情绪。1924年8月格鲁吉亚农民起义引起苏联高层震动，标志着农村局部性危机的形成。随后，苏联政府在政治上采取“面向农村”的新政策，在经济上大幅降低农业税，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但其所带来的农民收入改善，与苏联压挤农民财富、推进工业以求自存的国家目标有所背离，又为下一阶段的铲除富农与农业全盘集体化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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