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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及其限度
2018年03月26日 15:48 李秉忠、涂斌 点击:[]

埃尔多安时代

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及其限度



李秉忠  涂斌




内容提要 以2002年、2011年和2015年为界,土耳其外交上演了拾阶而上式转型,力度很大,影响深远。当下的土耳其将中东视为战略资产而非负担,加速了外交向中东回归的步伐。与此同时,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关系尤其是土美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已进入质变期,即由先前土耳其对美国的依从关系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外交,土美关系由此遭遇的挫折短期内难以修复。国内军政关系和阶级基础的变化、经济境况的改善、土耳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益的直接冲撞,以及中东变局引致的持续地区动荡,共同促成了土耳其的外交转型。当下,土耳其外交转型的机遇与风险同在。土耳其国内政局的两极分化及土耳其传统外交的惯性,决定了其转型的有限性和长期性。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将是一个长期和不断反复的过程,而2017~2018年则成为土耳其外交转型史上的关键性时间段。

    土耳其外交  埃尔多安  回归中东  土美关系

作者简介 李秉忠,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西安710062);涂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西安710062)。



进入21世纪以来,土耳其外交经历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由于中东变局的发生而得以提速,其力度之大和影响之深在土耳其外交史上甚为罕见,由于突破了其固有的外交模式,故可将其称为土耳其外交拾阶而上式的转型。土耳其外交在21世纪初期谨慎地维持着西向外交和东向外交的平衡,中东变局之后转向强化在中东地区的大国角色,并损害到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一些学者认为,2017年会被历史记载为土耳其与西方关系分水岭性质的一年。2017年的确是土耳其外交史上重要的界标性节点,但其外交的转型则是一个长期过程。

学术界对于土耳其外交的基本判断是,土耳其长期以来奉行亲西方外交,自身并无独立的外交,因而不为学术界所关注。土耳其共和国立国成立90多年来,一直呈现亲西方的外交取向。作为一个以逊尼派穆斯林民众为主体的世俗国家,土耳其致力于成为现代、自由和世俗国家中的一员。根据凯末尔主义的历史学家观点,中东地区冲突不断、难以管理。他们认为,中东其他国家和民众是摧垮奥斯曼帝国的重要力量,因而土耳其应尽力避免卷入区域冲突。作为这一政策取向的延续,土耳其与以色列发展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但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埃尔多安当政的十几年来,学界开始聚焦土耳其外交的发展变化。

正义与发展党(下文简称“正发党”)时代土耳其外交最大的特征就是转型,这一判断大体上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乌富克·乌鲁塔什强调,21世纪的土耳其外交政策经历了一个根本性转型。马克·帕里斯就美国与土耳其关系有这样的评论:“未来历史学家将会发现:1997~2002年间现代土耳其与美国双边亲密关系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这段时间内双方合作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绝后的。这间接表露出,土耳其在国际政治中寻求新的主体性可能会对土美关系产生伤害。福尔克尔·佩尔特斯(Volker Perthes)特别指出,2003年以来土耳其在中东的政策和作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齐亚·奥尼斯和叙赫纳兹·伊尔曼兹认为,后冷战时期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可以分为3个不同发展阶段:冷战结束初期的外交波动是其外交变化的第一个阶段;正发党当政初期对欧洲化的强调可以视为其外交变化的第二波;第三波就是最近日益凸显的欧洲化与欧-亚取向之间的紧张。正发党当政时期在土耳其外交政策的积极性和多样性方面保持了相当的延续性,然而从该党执政中期开始,断裂和非延续性的征兆已经出现。关于土耳其外交转型的原因,学者更多强调宗教的因素。如吉拉伊·萨迪克(Giray Sadik )指出,2002年以来土耳其外交经历了明显的转型,宗教是这一转型重要的驱动力。埃里克·埃德曼(Eric S.Edelman)等强调,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固然有多重原因,但正发党的宗教意识形态是其根本性的因素,这一宗教因素也决定了土耳其与美国共同的利益实际上是稀有物品。关于外交转型的性质,一些学者从土耳其新民族主义和新土耳其的高度来加以分析,认为正发党治下十多年的土耳其外交实践,是土耳其新民族主义思潮的现实表现;正发党重构了民族、民族史、国家和民族利益等概念,并展示了外交在这一重构过程中的作用。但学术界尚未对2002~2017年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开展整体性的考察。

本文认为,以2002年、2011年和2015年为界,土耳其外交上演了拾阶而上式转型,典型表现就是向中东的回归和与西方关系的正常化。土耳其外交向中东回归的节奏在加快,积极且大胆地介入中东事务,其中不乏鲁莽之举。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关系尤其是土美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已进入质变期,即由先前土耳其对美国的依从关系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外交,土耳其外交的主体性得以彰显。国内阶级基础的变化和经济境况的改善,国际上与美国及西方利益的直接冲撞以及中东局势的风云动荡,土耳其政治家以此为基础所做的战略选择,共同促成了土耳其外交的转型。


土耳其外交转型的方向


土耳其外交专家牛津大学教授菲利普·罗宾斯在2003年左右对土耳其的外交有这样的判断:后冷战时代土耳其外交的基本形象仍然是谨慎、持续和维持现状,土耳其仍将沿着既有时间表行动,不会顾及周边变化的节奏。事实却证明,正发党执政开启了土耳其外交的主动转型,集中表现为加快回归中东并调整与西方关系,外交决策的主体性得以凸显。土耳其外交的转型最初较为稳健,中东变局以来开始提速。

(一)土耳其外交转型的发展阶段

正发党治下的土耳其,其外交不只是简单的调整,而是方向性的转型,显性表现为回归中东,隐藏其后的则是对土耳其同西方关系的影响。这一转型过程可以2002年、2011年和2015年为界,分为3个渐进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无法摆脱“后冷战时代的勇士”的冰冷形象,奉行面向西方世界的“西向战略”。2002年以来,土耳其逐步改变了西方“冷战卫士”的形象,尤其是“零问题睦邻”外交政策的推行从整体上改善了与区域国家的关系。2003年,土耳其由于拒绝了美国借道土耳其进攻伊拉克的请求而获得了阿拉伯世界的好评,土耳其的外交取向也开始发生变化。2007年之后,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热情开始退潮,回归中东的步伐开始提速,逐渐凸显争当区域领袖的特点。在这一阶段,土耳其回归中东主要是以充当中东热点问题的调停者和展示土耳其软实力为特点,节奏也较为平缓,而西方对于土耳其外交的调整虽然不乏异议,但整体上持赞同态度。2007年,土耳其出台“零问题睦邻”政策,其外交东转节奏明显提速,标志性成果就是改善了与区域国家甚至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指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的关系),在中东地区获得较好的口碑。土耳其以调停者的身份出现,既符合中东国家的需求,也与土耳其的实力相匹配,而且有助于西方稳定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因而回归中东的外交取向与土耳其同西方特殊关系之间的矛盾并未过多显现。当然,其中也有批评的声音,如一些西方学者在日后的反思中认为,西方低估了土耳其外交在这个阶段的转型可能产生的影响。该阶段土耳其外交的特征是:其一,鼓吹泛伊斯兰主义的团结,并以此来损害西方的利益;其二,土耳其对以色列日渐敌视。从2002年土耳其外交谨慎地回归中东到2007年加大力度,土耳其回归中东的外交转向埋下了与西方关系紧张的种子。

2011年中东变局发生后,土耳其开始强势回归中东,一方面,在中东地区推广“土耳其模式”;另一方面,以“蓝色马尔马拉号”救援船队为由主动损害了土以关系,并前所未有地干涉埃及、叙利亚等国内政,导致其外交陷入孤立局面。在此期间,土耳其与西方利益最初有相互一致之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冲撞的频率持续增加。土耳其高调介入中东事务,前期做法是与西方国家合作,尤其是在利比亚和埃及政治动荡的前一个阶段,大力推介“土耳其模式”。之后,以叙利亚内战为界标,尤其是“伊斯兰国”兴风作浪后,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立场和诉求之间的分歧迅速扩大,西方也加大对土耳其的批评。20119月,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恶化,土耳其拿以色列开刀,服务于自己回归中东的战略,放弃了先前的在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之间开展等距离外交的政策。同月,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转向推翻巴沙尔政权的立场,在埃及则持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共同点在于支持逊尼派力量。土耳其外交就此被认为出现了教派主义的倾向,具有从泛伊斯兰主义向亲逊尼派宗教力量转变的明显痕迹。即使在201373日埃及军人再次掌权、穆斯林兄弟会遭受重挫后,土耳其也未从根本上调整其外交取向。西方对于土耳其教派主义的外交多有诟病,认为这将导致区域局势沿着族裔和教派分裂的趋势加大,损害了西方的中东战略。土耳其外交在此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教派特点突出,不再是先前的泛伊斯兰主义外交。土耳其外交由“零问题睦邻”外交逆转为“零朋友”的尴尬境地,土耳其外交回归中东遇冷。面对这一困局,一些学者认为,土耳其与西方关系有可能在2014年前后得到改善,事实却是土耳其既有的外交政策并未改弦更张。

2015年以来,土耳其外交“独树一帜”的味道甚浓,非但土耳其与西方关系未能得到修复,中东外交也在高调介入的路上全速前进,不惜向美国叫板。2015年的土耳其可谓是内忧外患,土耳其在科巴尼保卫战中所作的决策导致土耳其东南部陷入20多年来最大的骚乱。在20156月举行的大选中,以库尔德人为主体的人民民主党获得125%的选票,一定意义上结束了正发党的选举霸权。2016年土耳其国内上演了未遂军事政变,区域内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则从讨论独立公投的可能性,发展到20179月举行独立公投。面对国内外严峻挑战,土耳其干涉中东事务的政策未有改变。土耳其在叙利亚发动了“幼发拉底河行动”,并与伊朗联手摧垮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的独立公投,这两次行动成为埃尔多安政府介入中东事务引以为傲的成功案例。土耳其与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持续加大,与俄罗斯的关系则不断升温。土耳其为了深度介入中东事务,不惜与西方国家发生冲撞,就此获得了存在感。在沙特与卡塔尔的冲突中,土耳其对于卡塔尔的力挺,在强化了中东分裂局面的同时,也损害到土美关系。土耳其与西方的利益冲突日趋尖锐,土耳其对中东事务介入越深,与西方关系似乎就越为紧张。

西方国家甚至考虑将土耳其驱逐出北约,并终止其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凸显了双方冲突的激烈程度。土耳其从北约退盟的可能性呈现上升趋势。特朗普前战略高参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认为,土耳其对美国的威胁程度甚至超过伊朗。土耳其方面也有类似看法,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土耳其智库“土耳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SETA)指出,土美关系或许朝着某种不归路在前行。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修复近期内可能性不大,斯蒂文·库克甚至创造出一个由“朋友”和“敌人”合成的新词“朋友敌人(Frenemy)”来形容土美关系。种种迹象表明,持续不断的矛盾和冲突或许将成为土耳其与西方关系中的常态。2017年底,美国发布的《国家战略安全报告》没有提及美土战略伙伴关系,这一现象在正发党执政以来甚为罕见。显然,土耳其与美国关系遭遇了某种持久性的衰退危机,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短期内难以恢复如初。

(二)土耳其外交转型的表现和实质

土耳其中东外交非但突破了被动介入的特点,而且经历了从推介土耳其软实力到包括军事干涉在内的广泛使用硬实力的转变。土耳其外交素来谨慎地回避介入中东事务,将其视为自身外交的负担。正发党当政以来,土耳其开始将中东视为战略资产,这一判断并未因中东变局而调整,表明其外交调整的程度之深。土耳其对中东变局的基本判断是,“新中东”正处于诞生的前夜,土耳其需要“反转‘旧中东’,塑造‘新中东’,改变中东的历史走向”。土耳其政治家对于掌控中东发展的风向信心满满,将中东和伊斯兰文明视为可资利用的战略资产和历史遗产,希望借此重塑土耳其在中东的存在感。在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局势出现政治动荡后,土耳其都较早发声并强调与各国人民站在一起。在叙利亚内战问题上,土耳其更是动用了军事手段,只是前期更多地强调塑造“新中东”,后期则是增加维护中东既有秩序的色彩。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土耳其对于叙利亚和伊拉克领土完整的坚持,为此不惜牺牲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培育多年的良好感情,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都出动军队来维系原来秩序的稳定,防止由库尔德人自治或者建国引发中东地区秩序的重大重组。无论是对现有秩序的改变还是维持,土耳其都当仁不让地希望成为其中的主角,不再满足于先前旁观者的角色。

土耳其与西方关系正在发生着某种质变,冷战时代土耳其依附于西方的仆从式关系正为国家间正常的平等关系所取代,土耳其不再是美国战略利益的简单配合国。这一点在叙利亚内战问题和2017年底的耶路撒冷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土耳其在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表达自身立场,多少有些让美国颜面扫地。美国宣布驻以色列大使馆将迁往耶路撒冷,土耳其则不仅倡导伊斯兰世界对此加以反对,而且宣布拟在东耶路撒冷设立土耳其驻巴勒斯坦使馆,颇有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姿态。20181月,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阿夫林地区开展的“橄榄枝行动”,导致土耳其与美国直接冲撞的风险迅速增加。西方在考虑土耳其的北约成员资格和欧盟成员资格的合法性问题,土耳其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的位置也受到了严重质疑。土耳其则在权衡北约成员身份是否会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以及考虑退出北约的可能性。土耳其与西方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的同时,与西方传统敌手俄罗斯的关系却在不断升温。土耳其开始解构传统的将自身固化于西方同盟中的外交,埃尔多安总统正转向俄罗斯,以获得相对于美国的政治杠杆,以此摆脱由于与传统西方盟友的疏远所带来的外交孤立。亲俄疏美的外交取向,预示了土耳其外交转型陷入难以兼顾二者利益的困境。

与上述外交转型相关,土耳其强化了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三方在诸多场合协调立场。这也印证了全球局势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美国为首的西方霸主地位发生动摇,俄罗斯的影响力则呈现出某种扩大的趋势。最为根本的是,土耳其意识到发展与俄罗斯和伊朗关系符合自身利益,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埃尔多安一反咄咄逼人的态度,就击落俄罗斯战机一事向俄罗斯总统普京道歉。2017年,埃尔多安与普京前后9次会晤,土、美首脑的会晤则为诸多不和谐所笼罩。事实上,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的改善已有时日,自20014月以来两国关系就进入了蜜月期。20021月,土耳其与俄罗斯双方签订了军事合作的框架协定,双边关系实现了事实上的和解。这也证明土耳其的外交变化已有时日。美国在20171218日公布的《国家战略安全报告》中,再次将伊朗设定为“流氓国家”,将俄罗斯认定为美国主要的敌手。作为美国重要战略盟友的土耳其却高度重视发展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既表明在多极化的世界中,土耳其需要开展多元化的外交,为此必须付出主动疏远与西方关系的代价,也证明了国际格局的变革程度和土耳其外交转型的力度。

总之,土耳其外交的主体性正在得到彰显。土耳其在美国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而引发的国际论辩中,迅速为巴勒斯坦人发声,并召集了伊斯兰会议组织会议,以此获得阿拉伯人的民心和在中东的存在感;土耳其在伊朗2018年初发生的国内骚乱中明确表态支持伊朗政府。种种迹象表明,土耳其在政治上认同西方的时代正趋于结束。对于一个全新的土耳其,西方甚感不适。毕竟,西方所熟悉的土耳其是政治上认同西方,认为土耳其仅仅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才发展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目前,土耳其内政和外交都处于转型期,旨在从根本上修正自身“不东不西”或“亦东亦西”的文明归属不确定性之困境,摆脱卑微入盟和西方跟班的角色,成为主体性凸显、具有高度独立性的独树一帜的土耳其。正是由于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和西方的不适,导致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短期内难以恢复如初。


土耳其外交转型的背景及其影响


土耳其外交转型是土耳其政治家对自身发展道路的修正,以此适应新的国际和区域环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土耳其外交转型产生的影响正在显现,但其理论和实践的真正意义尚需较长时段的观察。

(一)土耳其外交转型的国内外环境

第一,在军方和文官政府的角力中,后者取得外交独断权与决策权。土耳其外交的决策之前是文官政府和军方角力的场域,双方在角逐中达到某种平衡。事实上,埃尔多安当政期间,在军方与正发党的多次较量与冲突中,文官政府逐渐取得外交决策权的优势,这有利于外交政策出台的及时性和连续性,并体现埃尔多安为代表的正发党的外交政策价值取向。例如,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土耳其军方采取消极态度,试图将责任推给正发党;而正发党却通过议会否决了美国借道之议案,在一定程度上拆散了军方与美国五角大楼之间的友谊。在2016715日土耳其未遂政变中,埃尔多安政府更是实行军队大整肃,对军方将领大规模调整,文官政府确立了对于军方的优势地位,完全掌控了外交的决策权。当下,军方在土耳其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已经归于沉寂。埃尔多安、达武特奥卢等政治家以奥斯曼和伊斯兰文明来界定土耳其的国家属性,并推出新奥斯曼主义来指导土耳其的外交。新奥斯曼主义具有3个政治特征:在原有奥斯曼帝国领土上输出土耳其软实力;重新确立土耳其作为区域重要权力的信心;继续与西方合作,但否决其全球范围内控制土耳其利益的权力。正发党的一党独大,有利于这些理念和政策付诸实施。埃尔多安自2016年军事政变后已经在叙利亚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证明了其对于军队毫无挑战的控制。

第二,土耳其外交的国内阶级基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土耳其正发党政府的伊斯兰特征呈现强化趋势,伊斯兰力量的上升导致其外交的西方化取向从根子上受到挑战。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土耳其国家政权的性质正在转向伊斯兰主义。这一判断固然有些武断,但正发党的民众基础确系保守的穆斯林资产阶级,主要包括“安纳托利亚之虎”、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人中的宗教虔诚者和大城市郊区的工薪阶层。土耳其外交中的伊斯兰特征正在强化,从深层次上决定了土耳其外交的发展方向。土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公布的相关资料显示,土耳其新中产阶级以伊斯兰人群城市化为标志,象征着新土耳其的兴起。土耳其新中产阶级的伊斯兰性质毋庸置疑,但其对于宗教的理解正在迅速变化。土耳其国内中产阶级的构成悄然发生变化,保守的资产阶级在正发党的培育下已然壮大,而且正发党的合作伙伴是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祖国党,这成为土耳其政治、经济和外交回归中东的根本性动力。最近的土耳其民调显示,将美国视为国家威胁的受访者比例从2013年的44%上升到2017年的72%。这除了可以佐证土耳其疏远美国的外交选择具有某种必然性之外,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亲西方的世俗主义力量在土耳其的衰微。

第三,土耳其国家实力进入21世纪以来已然取得了某些飞跃,催生了土耳其新的政治抱负。土耳其自2002年以来表现出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并成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贡献超过50亿美元的重要成员国。2017年第三季度,土耳其经济增长达到令人震惊的11%2017年,土耳其经济总量为7 614.4亿美元,居世界第18位。作为经合组织成员,经济的持续发展刺激了土耳其国际政治参与的热情。而且,土耳其经济的主力军为新生的中产阶级,他们正是通过与伊斯兰世界发展贸易关系而获得利润,这反过来也会刺激土耳其外交更为进取或扩张,包括向外大力推介土耳其发展模式。土耳其外交中的经济因素,尤其是经济对于政治和外交的外溢作用以及土耳其经济在中东的比较优势不应被低估。

第四,土耳其与西方的利益冲突达到了某种临界点,促使土耳其必须从根本上再次审视其外交的定位和方向。中东变局发生之初,土耳其与西方在中东的基本利益大致还能保持某种协调,因而未见有明显冲突。叙利亚内战则导致土耳其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利益冲突显性化。土耳其将库尔德人武装力量视为头号敌人,其后的基本逻辑是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分支,因而也属于“恐怖主义组织”。就此,土耳其不惜武装“伊斯兰国”来打压库尔德人力量。美国与西方则视“伊斯兰国”为首要敌人,库尔德人武装力量是打击“伊斯兰国”最重要的地面力量,因此不断对其给予支持。这样,土耳其与美国关于“敌人”的认知发生了直接冲撞。土耳其从自身国家利益角度强调其选择的合理性,美国则从“道义”的高度强调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的迫切性,结果导致双方的叙利亚战略直接发生冲突。这种根本利益的冲突是土耳其与西方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土耳其与欧盟关系也处于某种临界点,短期内难以修复。在20178月的一次电视辩论中,德国总理默克尔声称“欧盟不应该接纳土耳其为成员国”。土耳其也宣称不再需要欧盟,加入欧盟的努力只是在浪费时间。显然,这些矛盾都具有长期性。而且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也使其战略盟友渐生异心,也影响了土耳其的外交抉择。土耳其一直以来习惯于面对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拥抱美国在中东的领袖地位。美国政策当下的不确定性、其中东政策的踌躇不定,以及对于战略盟友的冷淡,也是土耳其外交转向的重要原因。

第五,中东变局之后持续的地区动荡导致土耳其的外交调整得以提速,以此来应对危机并试图将危机转化为机遇。土耳其外交调整自21世纪初期已经开启,但中东变局无疑加速了这一调整进程,2015年后则加快了这一提速进程。换言之,正是叙利亚内战问题从深层次上反映了土耳其外交面临的困境,促使当政者思忖国家外交的新走向。一些专家认为,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判断出现了根本性错误,导致问题叠加。“若埃尔多安在最初未割断与巴沙尔政权的联系纽带,优先考虑自己的安全利益,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就不会如此被动。”这一判断过于理想化,而且即便如此,也无法否认土耳其外交的转型与叙利亚内战问题的密切关联。与叙利亚内战问题叠加在一起的是库尔德问题,伊拉克库尔德人追求独立建国,叙利亚库尔德人执着于民主自治,二者都是高悬于土耳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迫使土耳其外交加速转型。实际上,正是叙利亚危机和库尔德问题为土耳其外交进行新的尝试提供了实践场域,赋予其外交调整乃至转型的信心。

(二)土耳其外交转型的影响

土耳其的外交转型不仅会对自身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且还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长期以来,土耳其的亲西方外交被认为是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典范,是伊斯兰国家学习西方的“优等生”。作为一个范例,土耳其突然要放弃近百年的西方化价值目标,这对于西方所推崇备至的价值理念无疑是沉重一击。土耳其的西向发展有两大目标:首先是使土耳其民众相信土耳其是欧洲的一部分,其次是说服西方舆论认同西方人和土耳其人享有同样文化。进入21世纪,土耳其面临的现实则是,虽然众多土耳其人具有西方的世界观,但西方难以认同土耳其是与自身享有共同价值观和文化的社会。土耳其作为欧洲“他者”的地位并未改变。埃尔多安治理下的土耳其证明,西方认为土耳其彻底的文化和社会变革(符合西方标准的)无法完成,土耳其则确认了欧盟成员资格无法实现,无法平等地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正是在此背景下,埃尔多安某种程度上正式开启了去西方化的历程。在外交方面则表现为,致力于平衡西方的影响,长时间以来这成为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外交的重要动力。而且,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和土耳其无法最终加入欧盟的情势,亦成为土耳其与西方阵营渐行渐远的作用力。这样,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遮羞布在埃尔多安时代正式得以揭开,也就具有了分水岭意义。

土耳其从北约退出的可能性在增加。土耳其通过1950年出兵朝鲜,最终于1952年获得了北约成员资格,60多年无可置疑的忠诚正在发生动摇。北约对于土耳其的意义是获得某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北约则将土耳其作为围堵苏联的棋子。在苏联解体和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日益热络的当下,土耳其和北约的关系就显得有些怪诞和多余。在2017年北约军演中,土耳其阴差阳错成为了假设的敌人。土耳其倘若从北约退出,则是其去西方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维护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及完善外交理念和实践,有利于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和民主化趋势,也有利于建设新型的国际关系准则。早在2011年就有学者指出,美国政府应该意识到土耳其已不再是美国冷战期间的“卫星国”,美国应该拥抱土耳其多元化、富有野心的外交政策。

土耳其回归中东,为中东变局增添了很多变数和不可预测性。当下的中东正进入伊朗、埃及、沙特、土耳其和以色列五雄相争的时代,土耳其如何明智地在这场争夺中成为赢家,不仅仅对土耳其意义深远,也将从根本上影响着近期中东地区形势的走向。土耳其一方面加强与伊朗和俄罗斯的关系,另一方面加强与穆斯林兄弟会和卡塔尔的关系,这显然增加了中东地缘政治的变数。土耳其外交对中东的强势回归,其行为影响重大。土耳其外交转型的挑战在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巩固与伊斯兰国家关系并实现外交转型的制度化。在土耳其回归中东的同时,还有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事务的介入,增加了大国博弈的维度和地区形势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遭受的挫败和与此相关的土耳其国内政治的变化,促进了土耳其选择与俄罗斯合作,并疏远美国。这两种刺激的互动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对于土耳其威权政府的不满,进而加剧北约内部的紧张,这一切都对俄罗斯有利。土耳其能否摆脱改善同俄罗斯关系就必然损害土美关系的怪圈和陷阱,既取决于土耳其的选择,更取决于国际关系的变化。


土耳其外交转型的前景


土耳其外交转型的风险与机遇同在,短期内前景并不乐观。关于2018年土耳其外交的预测,学界将叙利亚的政治进程、库尔德问题和土美关系列为重要的观察点,强调土耳其外交仍将波动不断且充满风险。如乌米特·贝克塔司(Umit Bektas)认为,土耳其外交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期性,土耳其与美国关系和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是2018年土耳其外交的两个软肋。穆拉德·塞泽尔( Murad Sezer)也认为,2018年对于土耳其而言将是极为艰难的一年,土耳其与美国关系仍将紧张。叙利亚问题和库尔德问题是困扰土耳其的两件大事,沙特和伊朗的竞争也导致土耳其面临两难选择困境。

(一)土耳其外交转型的风险

土耳其国家的脆弱状态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内政的脆弱性增加了外交转型中蕴藏的风险。土耳其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该国2016年未遂政变后国内清洗造成的潜在紧张仍在持续。据《全球恐怖主义扩散指数(GTI)》显示,2016年土耳其首度进入全球受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十个国家之列,位居第九位,遭受恐袭案件数量占全球恐怖袭击案件总量的3.3%2017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相继溃败后,该组织残余人员仍会给土耳其安全形势带来威胁。另外,埃尔多安的选举霸权也正遭受考验。前内政部长梅拉尔·阿克谢内尔(Meral Aksener)组建的“善党”对埃尔多安构成了挑战,她当前民调支持率在16%左右,正发党的支持率降至38%。前总统居尔也可能对其连任总统构成挑战。显然,无论是埃尔多安本人,还是正发党政治生命,都显示出某种脆弱性。因此,国内秩序的稳定有助于当下土耳其外交的顺利转型,反之则增添了外交转型的风险。

土耳其外交进行根本性调整的重要举措之一,在于加大对于库尔德工人党的打击力度,包括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应对区域库尔德问题,其中存在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叙利亚的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一直谋求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境内“自治”。由于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得到了外部支持,而巴沙尔政权无力应对,使之获得发展空间。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的独立公投和叙利亚库尔德人对于民主自治的追求,都令土耳其感到极度紧张,土耳其势必在较长时间强化与伊朗的合作,以期从根本上打压库尔德人在区域范围内的存在。然而,土耳其要解决库尔德问题,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历史上,土耳其一直就是沙俄库尔德人政策的受害者。西方亦习惯于用打库尔德牌来迫使相关国家就范。这种局面在新时代可能持续上演。对于库尔德问题,任何短期内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都极不现实。土耳其在2018120日在叙利亚开展的“橄榄枝行动”将美国、俄罗斯、伊朗和叙利亚以及区域库尔德人都卷入其中,其复杂性远远超出了土耳其的应对能力。库尔德问题仍然是土耳其内政外交的软肋,这一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

土耳其内政外交调整的社会基础并不牢靠,导致外交巨大调整的阻力相应增大。2010年土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发布的民调显示:土耳其合适的角色是在巴以冲突、伊朗核问题等方面充当“调停者”和“媒介”作用。在一些学者看来,土耳其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其外交目标及其承担的国际角色应该与其定位相符。然而,土耳其却很少用中等强国的定位在区域事务中充当居间国的角色。正发党执政初期,土耳其外交确系致力于“居间国”角色,后期则日渐强硬,强行干涉区域国家内政,由此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从“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公布的民调中我们可看到,埃及民众对土耳其在区域事务中持正面评价的比例从2012年的84%下降至2013年的38%;对于土耳其参与地区教派纷争问题,土耳其认同上述问题的受访者比例由201228%上升至2013年的39%2017年,70%的土耳其受访者认为,土耳其首先应该处理内政问题,20%的人则认为土耳其应该在中东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上述诸多数据表明,土耳其民众对于国家在外交上的过多投入持有怀疑态度,民众能够接受土耳其依然是中东地区事务的“中介者”角色。地缘政治现实将土耳其推到了舞台的中央,对于一个以区域大国自居的土耳其,无论是其国内还是整个中东都未做好充分准备。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土耳其迫在眉睫的任务是重新密切与中东其他国家的关系,防止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冲突区和战略真空区的问题外溢至土耳其。与此同时,土耳其需抓住机遇,解决自身内部日趋恶化的诸多问题。然而,周边国家的冲突和动荡使得土耳其实际上很难独善其身,还需直面这些问题,只是应对的方式应该更为审慎。

事实上,土耳其回归中东的方式也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变得日益咄咄逼人。土耳其对于中东事务的介入,之前主要是经济领域,继而发展到政治领域,当下则具有了军事维度。土耳其在叙利亚、卡塔尔和伊拉克都有军事介入的成分,近期土耳其在卡塔尔的军事存在正在扩大,在叙利亚更是展开了新的军事行动,这表明土耳其对于区域事务的介入正在深化,潜藏的风险也不言而喻。中东素来是大国折戟沉沙之地,土耳其使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介入方式,其中隐含的风险指数极高。而且,土耳其如若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威胁到美国及其传统盟友的利益,则很可能招致来自西方的反对和制裁。军事介入素来是高危的外交手段,即使是世界性大国也要多方考量。

(二)土耳其外交转型的机遇及有限性

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土耳其对于这一变化的感知更为敏捷,就此而言,土耳其外交转型的时机选择有合理性,2018年将是观察土耳其内政外交的关键一年。经济问题是埃尔多安政府在2018年面临的首要问题,此外还有反恐和处理好对外关系问题,尤其是土耳其与美国关系。土耳其社会中一直存在反美情绪。2018年伊始,土耳其与美国在叙利亚上演的冲突,将土美关系推到前所未有之脆弱境地,却也聚拢了国内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土美关系一个持久性挑战还在于,土耳其精英们对于西方针对土耳其的“阴谋论”深信不疑,认为美国政府意图推翻埃尔多安政权。这些因素都可以服务于土耳其推动外交的转型。

当下,中东地区秩序仍处于深刻的调整期,为土耳其政治家在地区秩序重塑过程中打上自身的烙印提供了机会,土耳其亦希望在这一轮地缘政治博弈中拔得头筹。因此,在2017年底的耶路撒冷问题上,土耳其迅速以伊斯兰世界领导者的身份出现,与美国分庭抗礼,针锋相对地提出将土耳其驻巴勒斯坦使馆迁往东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问题是埃尔多安获得阿拉伯世界民心的新时机,正是阿拉伯世界的混乱和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一系列错误使埃尔多安的地区形象得以增彩。从目前情势看,土耳其仍将大力介入中东事务。埃尔多安在2017年年终讲话中指出,土耳其如果不积极介入区域冲突的解决,其自身的安全也难以保障。土耳其在2018继续实行积极和大胆的外交政策,甚至于不惜冒险,以此来应对可能出现的麻烦。

土耳其国内政治治理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正发党对于权力的掌控尚属稳定。正发党一党长期执政且较为稳定,在土耳其国家治理史上虽属罕见,但有利于土耳其内政和外交的有效互动。哈坎·亚武兹强调,土耳其国内存在“双重主权”,即亲伊斯兰传统的正发党与奉行凯末尔主义的军方势力。而土耳其目前正在朝着结束“双重主权”的目标不断前进,这一变化对土耳其的意义犹如奥斯曼帝国终结与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相较于中东地区部分国家的政治动荡,土耳其的相对稳定更显得难能可贵。如果土耳其能够妥善解决经济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并在库尔德问题上开出良方,埃尔多安政权就可能获得更大的支持。

不过,土耳其的外交转型只有十多年,相较于奉行近百年的亲西方世界的“西向战略”,时间差距较大。一方面,土耳其国内政治的两极化趋势明显,影响了政治共识的达成,一旦国内政权发生更迭,就可能影响到既有政策的执行。另一方面,土耳其回归中东和发展与俄罗斯关系并没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历史上,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更多的是彼此的疏远和敌对。此外,土耳其对于中东地区事务远非了然于胸,其应对也是捉襟见肘,中东国家对土耳其仍充满疑虑。这一切决定了土耳其外交转型的艰难性和长期性。一些学者提出土耳其外交的五项施行原则:其一,确定一个可靠且可预期的邻国政策;其二,重新界定和确认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其三,需要继续依赖北约和欧盟保障其安全与稳定;其四,需要与俄罗斯发展平等、公平和透明的双边关系;其五,外交政策要与其谋求的国际利益相吻合。土耳其的外交转型中需要平衡多组关系,从侧面反映出土耳其外交转型的限度。

此外,西方对于土耳其外交的转型也不会放任自流。土耳其与西方关系正向着质变方向行进,从深层次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和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也令西方感到不适。西方在与土耳其相处过程中一直坚持某种标准或者说维持某种底线原则,典型的就是布热津斯基的论断,“只要土耳其国内政治不出现大幅度转向伊斯兰化,美国就应利用自己在欧洲的影响促使土耳其最终加入欧盟,并坚持把土耳其当作一个欧洲国家来对待。”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土耳其的不合作,导致了美国对其的羞辱和部分经济惩罚。2012年下半年,美国拒绝了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安全区”和“人道主义走廊”的建议。2014年,美国学界和政界一些人联名写信给奥巴马,要求美国政府对土耳其施加压力,防止其进一步损害美土战略关系。2017年,又有一些美国学界和政界人士提出对土耳其加以遏制的建议。近期,针对与美国渐行渐远的土耳其,一些西方资政人士提出以库尔德工人党来牵制土耳其外交政策中不利西方的变化。上述多种因素掣肘了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及其限度。


 


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外交主体性日益凸显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土耳其将中东看作其战略资产和践行其外交新理念的舞台,而将与西方国家关系更多地看作是某种负面的资产。土耳其外交的这一巨大变化,因其与之前的外交价值取向存在巨大差异且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可以称之为“外交革命”。美国等西方国家与土耳其利益的诸多冲突、土耳其国内世俗主义力量的式微和穆斯林资产阶级的上升趋势、埃尔多安的领导风格等等,成为影响土耳其外交调整的原因与基础条件。

恰逢世界和地区局势的深刻变化,土耳其外交转型的机遇和风险同在。中东变局及其之后的地区动荡,为土耳其推进外交转型提供了试验场,通过多次的试错,正发党政府应对中东局势变化的能力不断提高。一些学者由此预测,对于埃尔多安而言,2018年会是极具挑战性的一年,为了应对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所需的准备工作,国内已有的政治紧张气氛或会加剧。而且,埃尔多安有可能将2019年大选提前至2018年,由此可能导致土耳其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更甚,而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问题。近期,土耳其外交转型确实面临诸多挑战,但这种转型具有必然性,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埃尔多安塑造“新中东”的抱负未有丝毫改变。与此同时,土耳其中等强国的实力决定了土耳其需要统筹好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在外交抱负和实力之间达成平衡,在东方取向和西方取向之间找到黄金分割点,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土耳其国家利益。无论结果如何,未来的历史学家有可能将20172018年记载为土耳其内政外交转型的界标性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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